讀《伊斯坦堡的私生女》

　　意外地發現一本精彩小說：《伊斯坦堡的私生女》（原書名 The bastard of Istanbul，Elif Shafak 著，謝瑤玲譯，圓神出版，2008年）。
　　自打開第一頁開始閱讀，立即為書中故事所吸引，欲罷不能。
　　書一翻開，發現章節是以土耳其食材做命名，馬上聯想到一部希臘電影《香料共和國》（A touch of Spice，導演Tassos Boulmetis，2003年出品），想著，「香料」似乎與東方印象緊緊作扣連，是魅力來源之一，即使對土耳其當地人亦不例外。
　　本書出自一位土耳其女學者之手，當我看到書背的介紹上寫著：「不過是一本虛構的小說，卻讓作者上了黑名單，再也無法回到伊斯坦堡。」心想，這書，到底觸碰到啥當政者不樂見的敏感議題呢？
　　原來這本暢銷書讓土耳其政府以侮辱土耳其的罪名將作者起訴，所幸後來因無證據而撤銷告訴。
　　閱讀時，沉浸在曲折起伏的故事情節時，偶爾不禁放下書扉，想著，為啥書名是《伊斯坦堡的私生女》？雖然這書裡確實有個私生女，然而作者對其他人物的描述與精彩度並不低於對這位私生女故事的鋪陳哪！
　　後來我終於明白，原來這是一部「有所本」、「有歷史根據」的虛構小說，觸碰著土耳其當權者禁忌話題的，在故事裡這位伊斯坦堡私生女身世裡所流轉著的，是1915年土耳其政府對亞美尼亞人所進行的種族大屠殺，死亡人數永遠無法確定，也造成許多亞美尼亞人被迫放棄家園，流亡海外。
　　
　　書中故事情節由兩位女孩的身世交纏而起。
　　阿瑪諾須是個在美國出生長大的亞美尼亞裔女孩，父母在她襁褓時即離異，讓她每年在亞美尼亞大家族與美式家庭氛圍中長大，從小聽著父執輩談論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的迫害與屠殺，十九歲時，決定前往伊斯坦堡，需要藉由一趟旅途，藉由認識土耳其人，來確認自己的亞美尼亞身分。
　　而愛霞則為在伊斯坦堡出生長大的私生女，從小父不詳，由包括母親在內的四位女性共同扶養而起。而「在伊斯坦堡，一個沒有父親的嬰兒只是一個雜種，而一個雜種只是這個城市下顎上另一顆搖搖欲墜的牙齒，隨時可以脫落。」（p.17-18）
　　在這兩位看似毫不相干的女孩，其身世的共同焦點——1915年那場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一如書中所云：「一連串的反應和韻律都是彼此連結的，每一個故事也都相互連接在一起，不管故事的主人翁清不清楚。每一聲哭泣都有和緩的時候──或者，每一種集體的傷痛中，都有某個人無法和其他人一起悲嘆。」（p.276-277）
　　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後代，對於過往歷史的認知與詮釋版本未必有所交集，尤有甚之，不少壓迫者後代對於那段歷史根本一無所知，無法理解自己該為祖先作為負起什麼樣的責任？
　　而受因壓迫而流亡者的後代，要的又是什麼呢？
　　往往不過就是一份對歷史的承認，對過往作為的道歉：「阿瑪諾須逐漸意識到，或許她在等待愧疚的承認，甚至是道歉。然而道歉並沒有來，不是因為她們不同情她，而是因為她們看起來都感同身受，她們看不出自己和犯下這些罪行的人有何關聯。她，身為亞美尼亞人，體現她的同胞幾個世代以來的精神：亞美尼亞人的時間是圓的，過去會轉化為現在，現在會孕育未來；土耳其人的時間卻是一條虛線，過去在某一點結束，現在又從零開始，兩者之間就是斷裂。」（p.176）
　　
　　在美國生長的阿瑪諾須，雖在成年後才第一次踏入伊斯坦堡，然而祖先命運影響著她每個當下。在「父不詳」的私生女愛霞眼裡，「儘管歷史包含了所有的傷痛，我們仍因此而活著並結合在一起。」「這種持續感是一種特權。這使妳成為一個族群的一部分，有一種強烈的團結感。」「妳的道路是回憶的聖戰，但如果是我，我會寧願像小阿嬤一樣，沒有能力追憶任何事。」（p.192-193）
　　對於關乎歷史與過往的「知識」，正如芭努姨媽的想法，有時是需要阿拉賜予智慧來承擔（p.239）。
　　如果家族過往與讓人難以承受的種族迫害緊密相連且不可逆，那麼是不是不如不知道，倒還能較輕鬆地活著？
　　然而故事裡，無從知道自己父親是誰的愛霞，同樣因此而無法感覺和祖先有所聯結，她的歷史永遠是從今天開始，甚而逃入存在主義的哲學裡棲息。
　　
　　這本書處理的是沉痛且巨大難解的歷史與種族難題，卻以輕鬆幽默的筆調，在驚奇不斷的故事情節中，緩緩帶出。
　　或許是因作者身為女性，對於女性在文化與歷史中的處境尤其關注，書中人物多為女性且個個性格鮮明，即便舉止帶點瘋狂色彩，皆能看出女性所蘊含的豐富生命力。作者在人物塑造的功力相當強，以日常生活中的瑣事與人物內心獨白，輕而易舉點畫出一個人物在故事的作用及在家族歷史脈絡裡所處的位置。這種將你我放眼皆可見的日常人物放入文化與歷史脈絡中書寫的功力，讓人相當折服！
　　在我看來，Elif Shafak是一位格局與視野都相當寬廣的文學家，在她的作品裡，亦能見女性作家特有的細緻溫暖。在敘事手法上，書裡同時有好幾條線在進行，涉及伊斯坦堡某家族四代女性的生命史，不管剛開始看起來有多麼不相干，到後來總能交疊成一線。能寫出這樣一部長篇小說，不僅考驗著文學家創造想像的功力，對歷史知識與人性的掌握，以及將天馬行空想像給組織條理化的理性思辨能力。
　　有這樣的一本書在手上，真的是一件令人喜悅之事！
　　
　　在網路上找到一篇相關訪談文章【Parler de la Turquie : Une conversation avec Elif Shafak】（Khatchig Mouradian撰文，刊登於 le journal Aztag）。
　　訪談裡，Elif Shafak提到，小時她跟著身為土耳其外交官的單身媽媽在各個國家四處跑，童年時，「亞美尼亞人」意指「那些想殺我媽媽的恐怖份子」。成長過程，好奇心讓她想了解亞美尼亞與土耳其之間的糾葛，愈是了解，便愈好奇。一直等到來到了美國，才開始真正專注地探索當中的歷史。有機會接觸一些朋友，聽聞其家族歷史，發現口述資料與稗官野史的重要性，不下於正式書寫下的文字資料，也發現祖母輩的童年記憶對於重建當時歷史的重要性。
　　
　　記者問，Elif Shafak肯定收到來自政界、民間與學界的反彈壓力，甚至是侮辱威脅，是什麼樣的動機，讓她想一直堅持「反其道而行」地走下去？
　　Elif Shafak答：「我是一個說故事的人，如果我無法感受到他人的悲慟哀傷，那麼我最好放棄我正在做的事情。還有個情感層面的原因，我一直覺得自己接連著那些被拋到邊緣之外、被化為無聲者的人們，甚過於那些處於中心的人。這是我所有也是每一本小說的模式：我處理土耳其社會的潛意識。」
　　在Elif Shafak而言，承認1915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與她對民主及人權的熱愛畫上等號。如果土耳其社會無法處理自己的過去，將無法成長為成熟的社會，集體遺忘只會帶來新形式的殘忍與暴力，是而記憶是一種責任。
　　讀到這兒，腦中想起：「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這句話。
　　
　　回想起在法國時，曾看了不少部與亞美尼亞被土耳其進行種族大屠殺的紀錄片，然而對於那段血腥歷史，仍懵懵懂懂，只知土耳其境內的庫德族，同樣遭到被屠殺的命運，且土耳其一直未承認這段歷史。
　　在巴黎，因為跳舞，認識了一位在法國出生長大的亞美尼亞年輕女孩。才廿出頭，漂亮可愛，整體舉止一如所有法國年輕人，完全看不出亞美尼亞被迫流亡異鄉的歷史，是她身上的包袱。
　　我曾問過她，關於那段歷史。
　　她聳聳肩，不置可否，看來對祖先歷史並不了解亦不在乎，在文化根源的認同上，甚至向著土耳其。畢竟就一位外來移民的第三代來說，種族迫害的歷史，早已是沙漠午夜裡的一聲哀慟低吟，身處熱鬧巴黎街頭，又怎可能聽見遙遠沙漠低吟的迴音？
　　
　　而我們呢？
　　多數台灣人血液裡，皆混著平埔族血統，除了向漢文化回歸，是否又曾有機會正視在身上流動著的平埔血液？還是因世間早已無人能懂平埔語，即便祖靈在你我耳畔叨叨絮語著過去，卻只被認為是在樹梢漫步的風的跫音？